，走开了，只有佩蒂姆金先生顺着桌子朝利奥和我走来。
他拍拍利奥的背：“喂，你这边儿怎样啊？”
“不错，本，不错……”
“玩得还好？”
“你办得挺漂亮，一定花了不少钱，相信我……”
佩蒂姆金先生笑了，“我想弄清自己的所得税时就去找利奥，他知道我花了多少钱……你需要搭车回家吗？”他问我。
“不用，多谢。我在等布伦达。我们有自己的车。”
“晚安。”佩蒂姆金先生说。
我目送他走下摆放着主宾席的平台，朝出口走去。现在大厅里——被搞得一塌糊涂的大厅——只剩我、利奥、他睡着了的妻子和孩子。他们头枕着揉成一团的桌布。布伦达还是不见踪影。
“当你有了它，”利奥说，一面搓着自己的手指头，“你就可以像大人物一样讲话。谁还用得着像我这样的人呢？推销员，人们看不起他们。你完全可以到超市去买你想买的东西。我妻子买东西的地方，你也可以买到被单和枕套。想象一下，一个杂货店！我到加油站、工厂、小店里去推销，跑遍了东海岸。不错，你可以把不到一星期就会烧坏的灯泡卖给加油站的伙计，因为它毕竟还是可以用的。你卖给他们一只次品灯泡，一星期后他们换新的，当他们把新灯泡安进去时依然记得你的名字。我不是那号人。我卖的是优质灯泡，它可以用上一个月，中间都不会忽闪的。之后可能会暗些，但不至于让你摸黑。它经久耐用，是好灯泡。甚至在它烧坏前，你可以注意到它慢慢变黑，让你能及时换上新的。人们不喜欢的是一忽儿亮如白昼，一忽儿黯然无光。有几天光线弱一点，人们也不会感到那么糟的。从来没有人会扔掉我的灯泡——他们算计着把它们存起来，紧要时好用。有时我问别人，你有没有扔掉过从利奥·佩蒂姆金那里买来的灯泡？你得用心理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来要送孩子上大学。如今不懂一点心理学，你就很被动……”
他举起一只手指向他的妻子，然后颓然倒在椅子里。
“啊唷唷！”他叫着，一口干完半杯香槟，“我告诉你，我得跑到康涅狄格的新伦敦去，我要跑那么远。晚上回家，我先得喝上两杯。马提尼，喝两杯，有时三杯。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吗？可对她来说，尝一丁点儿就等于喝上一大桶。她说我带着满身酒气回家，对孩子不好，孩子还小，看在上帝面上，我不能让她闻这种味儿。四十八岁的男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那孩子会让我得脑血栓。我妻子要我早点回家，好在她睡觉前跟孩子玩一会儿。她说，我会给你找点酒的。啊哈，我成天价地闻汽油味儿，在新伦敦，身边尽是满身污垢的poilishehs(31)，在机器罩下弯着腰尽力将那劳什子的灯泡拧进灯座中——我自己拧进去的，我告诉他们。她以为我回家要喝杯马提尼！她问，你要在酒吧间待多久？你一进去就根本没有出来的时候！”
“瞧，”他喝了一口又说，“我就像本爱布伦达一样爱我的孩子。不是因为我不爱逗她玩，而是如果我和她逗着玩，那么晚上我和妻子睡觉时，她甭想我还能和她作乐。非此即彼，我可不是电影明星。”
利奥看看他喝干的酒杯，把它放在桌上，他举起酒瓶，像喝汽水那样喝香槟。“你猜我一周挣多少钱？”他说。
“我不知道。”
“猜一猜。”
“一百块？”
“要是这样，明天他们会把中央公园的狮子从笼中放出来的。你猜我究竟能挣多少？”
“我说不上来。”
“一个出租车司机挣得比我多，这是事实。我老婆的兄弟是个开出租车的，住在邱园，他可不好惹，先生，这些出租车司机都不好惹。上星期一晚上下着雨，我说，去他的，我要打车回去。在马萨诸塞的牛顿耗了一整天，通常我不会跑那么远，但早上在火车上我对自己说，乘下去，再跑得远些，会有转机的。我知道我在自欺欺人，我甚至赚不回我多花的车费，但我还是往前走，到晚上我身边还有两箱。所以当一个司机在中央车站停车时，我鬼使神差地上了他的车。我甚至把灯泡往里一扔，也顾不得它们是否会被砸碎。那司机说，你要干什么，伙计。你是不是想把车座上的皮弄破？这可是我刚换上的新车座。不会的，我说。耶稣基督，他说，该死的家伙。我上了车，给了他我皇后街的地址，这样他就不必开口，但事与愿违。一路上，他左一个耶稣，右一个基督，没完没了的。车里很热，我打开车窗，他回过头来说，你要干什么，让我脖子受风吗？我那该死的感冒刚刚好……”利奥醉眼蒙眬地瞧着我，“这个城市疯了！假如我有一丁点儿钱，我就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到加利福尼亚去。那里很亮堂，不需要灯泡。战争期间我从旧金山到过新几内亚，”他的话像决了堤的水，“在那里我又碰上了另一件好事。那天晚上在旧金山，我跟一个叫汉娜·施莱伯的在一块——加上这，我就有两件好事了，你要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就在我岳母给我搞的公寓房，和这个汉娜·施莱伯过了一夜。我去参加圣约之子会在一个神殿地下室为军人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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