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朱莉问。
看来她跟她姐姐一样，善于问一些实际而令人恼火的问题。
“是的。”
“轮到你了，”她说，“四十七比三十九，爸爸落后，谁先到二百分谁赢。”
地上那条划出的凹痕多年来被当成罚球线，我的脚刚踩上，刹那间，一个梦幻就浮现在我眼前，这是那些转瞬即逝不时折磨我的白日梦中的一个；朋友们曾经告诉我，每当这时，我的目光都会显得异常呆滞：太阳下山了，蟋蟀跳来跳去，树叶变得一片漆黑。我和朱莉依然站在草坪上，朝篮筐里扔球。“五百分为赢。”她喊着。她得了五百分取胜后，喊道：“你一定也要投满五百分。”我只好投，夜变得长了起来，她又喊“八百分算赢”。我们继续玩下去。赢到一千一百分，我们还是玩个不停，天永远不会亮了。
“投呀，”佩蒂姆金先生说，“你投就是我投。”
他的话使我困惑，不过我还是一个原地投篮，没有投进。上帝发了慈悲，吹来了一阵风，我跳起来单手投进一个擦板球。
“你是四十一分，该我了。”朱莉说。
佩蒂姆金先生在球场远端的草地上席地而坐。他脱了衬衫，只剩背心，脸上的胡子整整一天没刮，看上去像个货车司机。布伦达没整形前的鼻子很像他的鼻子。那上面凸出的一块，正在鼻梁中间，好像有一粒八角形的钻石嵌在皮肤下面。我知道佩蒂姆金先生决不会操心把这粒钻石从脸上挖掉。然而，毫无疑问，他是很乐意，并不无骄傲地花钱把布伦达脸上的钻石取出来，扔进第五大道医院的厕所里。
朱莉投篮未进。我承认内心有一阵微弱的、快乐的波动。
“投球时稍稍转一下。”佩蒂姆金先生告诉她。
“我再投一次行吗？”朱莉问我。
“行。”由于她父亲在边线上给她的指点和我自己在球场上并非甘心情愿的礼让，我感到没有机会赶上她了。但我突然又想赢，想把她打得落花流水。布伦达站在树荫下，侧着身，头靠在手肘上，嘴里嚼着一片树叶，看着我们投球。厨房的窗帘已拉开，太阳很低，那些电器玩意儿再也不会反光刺眼了。佩蒂姆金太太一动不动地朝窗外看着这场比赛。接着，卡洛塔出现在后边的台阶上，一只手拿着桃子在吃，另一只手拎着一桶垃圾，也停下来观看。
又轮到我投，我原地双手投篮，没进，转身笑着对朱莉说：“我再投一次行吗？”
“不行。”
于是我明白了这游戏是怎样玩的。多年来，佩蒂姆金先生已经教会了他的女儿们，只要她们要求，就可以重新投，他能这样玩。然而，看到肖特希尔斯这些陌生的眼光向我投来时——有女主人的、男主人的、用人的，不知怎地我就觉得自己不该让步。但我不得不让步，我让了。
投满了一百分，游戏结束，朱莉说：“多谢，尼尔。”蟋蟀又出现了。
“不用客气。”
布伦达在树下微笑。“是你让她赢的吧？”
“我想是吧，”我说，“不过我说不准。”
我话里有什么东西促使布伦达安慰似的立马补充说：“就是罗恩也得让她赢。”
“这对朱莉来说可太好啦。”我说。
三
第二天早晨，我在图书馆对面的华盛顿街上找了个地方停车，离上班还有二十分钟，与其立刻穿过马路去上班，不如先去公园散散步。我并不热衷于跟同事们打成一片。我知道此刻他们正在装订室里喝着早晨的咖啡，身上还散发着上周末在阿斯伯里帕克喝的橙味鸡尾酒的味道。我在公园的凳子上坐下，朝布罗街望去，看着早晨来往的车辆，尽管隔着几个街区，但拉克万纳的班车轰隆隆向北驶去的声音我想我仍能听见——绿得发亮的火车，虽旧却很干净，车窗一路上都开着。有几个早晨，为了消磨上班前的时间，我就走到铁路边，看那些滚滚而来的敞开的车窗，窗台上露出的穿短袖衬衫的胳膊肘以及手提箱的边沿，它们是属于那些从梅普尔伍德、奥兰治和远郊抵达本城的生意人的。
公园西边是华盛顿街，东边是布罗街，空荡荡的，显得阴暗，散发出树木、夜晚和狗屎的气息，还夹着一股淡淡的湿味，说明犀牛般庞大的洒水车已经冲洗过了市中心的街道。我身后的华盛顿街的那头是纽瓦克博物馆——不用瞧也知道；那门口是一对东方式的大花瓶，像是印度王公贵族用的大痰盂，旁边是一片不大的建筑群，学生时代我们时常坐专车到那里去。那些建筑物都是砖砌的，古老陈旧，爬满藤蔓，常使我想起新泽西州与我们国家早期历史之间的联系，与乔治·华盛顿的联系。我现在所在的公园里，一块小铜碑告诉我们这些孩子，他曾在此训练他英勇善战的军队。公园尽头比博物馆再远一些，便是我上大学时的银行大楼。几年前，它被改为罗格斯大学的分校；事实上，就是在那间曾被当作银行董事长会客室的房间里，我攻读过当代伦理课程。虽说现正是盛夏，而我已离校三年，但要我记起那些同学，我的朋友们，仍不是一件费劲的事。他们晚上到班贝格和克雷斯吉百货店打工，用推销过时女鞋所挣的钱支付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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