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奥兹将身子朝伊兹探了探，“伊兹，我整整想了一个小时，现在我相信上帝有能力这样做。”
奥兹计划等母亲下班一到家，就向她忏悔自己上次违反校规之事。但这是十一月中一个星期五的夜晚，天色已暗，当弗雷德曼太太跨入家门时，她急忙脱去上衣，匆匆地吻了下奥兹的脸，就走到厨房餐桌旁，燃起三支黄蜡烛，两支纪念安息日，另一支纪念奥兹父亲。
当他母亲点燃蜡烛时，她总将自己的两条手臂在空中划过，慢慢移向自己，就像在劝说那些犹豫不决者。她那充满泪水的眼睛显得有些迟钝。即使她的父亲在世时，奥兹记得母亲的眼神也是这样的；显然，这与父亲的谢世无关，而仅同点燃蜡烛有关。
当她将划着的火柴触到安息日蜡烛尚未点燃的烛芯时，电话铃响了。离电话机近在咫尺的奥兹拿起话筒，将它紧紧按贴在胸前。母亲点蜡烛时，奥兹希望四周鸦雀无声，甚至连呼吸也应尽量轻些。奥兹将话筒按在胸前，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的手臂在空中划过的动作，他感到自己的眼睛也变得迟钝了。他母亲体态臃肿，头发斑白，灰色的皮肤已显得松弛，从这些可以窥知她艰难的身世。即使她穿戴打扮一番，也不能引人瞩目。但当她点燃蜡烛时，看上去可就大不相同，就像万能的上帝把她变成了另一个女人。
过了好几分钟，她才结束那神秘的仪式。奥兹挂上话筒，向餐桌走去，母亲正着手摆设两套餐具，准备上四道的安息日大菜。他告诉母亲，下星期三下午四点半，她得再去学校见宾德尔拉比，并将原由告诉了她。在母子俩相依为命的共同生活中，母亲第一次动手打了奥兹一记耳光。
在吃炒肝片和鸡汤这前两道菜时，奥兹一边吃一边哭泣；下面的两道菜，他再也没胃口吃了。
星期三，在犹太会堂底层三间教室中最大的那间，马文·宾德尔拉比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到指针正指着四点。他高大英俊，宽肩浓发，年近三十。在教室后部，七十一岁的教堂看守人雅可夫·布洛特尼克一边慢慢地擦着大窗户，一边对自己咕哝着什么，他对四点钟还是六点钟，星期一还是星期三丝毫不感兴趣。在大多数学生眼里，雅可夫·布洛特尼克的咕哝，他那棕色卷曲的胡须，镰钩鼻和他那两只形影不离的黑猫，使他成为怪物，外邦人，古代文物；学生们既怕他但又瞧不起他。而奥兹却总感到他的咕哝好像是种单调奇特的祈祷；之所以奇特，是因为老布洛特尼克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不紧不慢地咕哝着，奥兹甚至怀疑他记住了祈祷词，而将上帝忘却在脑后。
“现在开始自由讨论，”宾德尔拉比说，“不必拘束，任何同犹太人有关的都可谈，比如宗教啦，家庭啦，政治啦，体育运动啦——”
没有人发言。这是十一月的一个下午，刮着风，天空布满阴霾。这种天气，谁也不会想到棒球这样的体育运动。因此，这星期来没有人谈起以往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汉克·格林伯格(1)。这使自由讨论的话题大受限制。
奥兹·弗雷德曼刚受到宾德尔拉比的责难，这使他无法集中思考其他事情。轮到他大声朗读希伯来语《圣经》时，拉比急躁地问他为什么不读得快些，连一点进步也没有。奥兹说他能够读快，但一读得快，他就无法理解自己所读的内容。而拉比一再坚持，奥兹只得试一下，并显示出他出众的才能，但读到一篇长文章的中间，他突然停住了。他说他连一个读的字都不理解，于是便拖长声调重新读了起来。这就招致了拉比的责难。
因此，随着自由讨论的时间悄悄逝去，每个学生都感到很不自在。拉比的邀请所得到的唯一答复是衰老的布洛特尼克的低声咕哝。
“你们难道没任何话题可谈论吗？”宾德尔拉比看着手表再次问道，“一点都没有？”
第三排有人低声埋怨了一句。拉比随即要奥兹站起来，向全班其他同学说说他的想法。
奥兹站起身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他说着又坐到了自己座位上。
宾德尔拉比向奥兹逼近了一个座位，身子靠着课桌边。这是伊兹的课桌，他的脸离拉比的身体仅隔一把匕首那么一点距离，于是，他赶紧坐正身体。
“再站起来，奥斯卡，”宾德尔拉比镇静地说，“把你的想法给大家谈谈。”
奥兹站了起来，他所有的同学都从座位上转过身盯着他看，而他却不置可否地搔搔额头。
“我理不出任何头绪来。”说着，他坐下身去。
“站起来！”宾德尔拉比从伊兹的课桌走到奥兹正前方的那张课桌；拉比一背过身，伊兹就用拇指贴在鼻尖，摆动其余四指做了个嘲弄的动作，教室里发出低低的窃笑声；宾德尔拉比一心一意想叫奥兹就范，对教室里的窃笑竟并未介意，“站起来，奥斯卡。你要提什么问题？”
奥兹只迸出一个词，是那最容易想到的一个词，“宗教”。
“噢，你现在总算想起来了？”
“是的。”
“具体一点，好吗？”
奥兹陷进了圈套，不禁脱口而出他所想到的头一句话：“上帝为什么做不了他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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