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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利的中文。

“对啊，因为Alice是爱尔兰人，她小时候当然没学过明月几时有。”

“所以嘛，中国人和爱尔兰人，用的肯定不是一个月亮。我是中国人，也是月球人，我是中国月球人。”她得意地扬起了下巴。

我认输了，还是随她去吧——这种事，有时候随着时间推移，自己就懂了。没想到几个月后，她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航天员登月的画面。她更加胸有成竹地指着屏幕说：“你看吧，大熊，中国月球人在电视里。”

再后来，我们就去吃法国菜。也是某天很偶然地遇上了一个法国餐馆，就带着蜂蜜进去了。当我们知道法国菜其实也分东南西北的时候，就觉得不如刻意地打卡搜集一下。有一回我们为了让蜂蜜尝尝据说正宗的普罗旺斯炖菜，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带着她坐傍晚的航班去了上海——当然了，在疫情经常零星复燃的时候，为了吃一顿饭，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孩从北京跑到上海，这种事情不能让我妈或者崔太知道。

这逐渐变成了我们三个人的游戏。

再再后来，蜂蜜吃过了意大利菜，日本菜，泰国菜，中东菜，印度菜——我也是在日坛附近的那家印度小馆里才知道，原来北京有这么多的印度人。我们吃过的所有餐厅里，有几家并没能撑到看见曙光的时刻，就倒闭了——有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感慨，这跟我小时候，成堆的游客蜂拥跑去深圳看世界之窗能有多大区别呢？可是崔莲一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这件事可笑，“就算哪里都去不了，蜂蜜就不能看世界了吗？我才不信。”

也对，无论怎样也要看世界的，哪怕是粗制滥造的微缩景观，哪怕是荒腔走板的各路口味，有那么一点点关于“世界”的蛛丝马迹都好，也得让蜂蜜知道。

当然，最常吃的，依然还是苏阿姨牌炒饭和炸酱面。

年底，她们终于搬了过来。折腾了好几天，人仰马翻，好不容易收拾停当，发现还是弄丢了蜂蜜的木马——但是奇迹般地，由于她对新环境充满好奇，一时没发现木马不见了。她像只猫那样在屋子里来回逡巡，又发现了一把带着轮子的椅子——这把式样古怪的椅子应该是前一任房东留下来的，我一直丢在那里懒得管，如今变为成蜂蜜的玩具，她把她的几个玩偶堆在上面，开始玩假扮公共汽车司机的游戏，询问几只玩偶分别在哪一站下车。看来我起初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担心她会讨厌我这里，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新家比她原来的家面积要小。

“我记得几年前听一个儿童心理学专家说过，”崔莲一在我耳边低声说，“她说好像是五岁以前的孩子，对体积啊空间啊这些事情的认知，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可是她不是已经满五岁了吗？”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其实很庆幸。

一个十二月的周日，我一大早从日坛公园跑步，然后一如既往，很没有出息地打车回来。几天前，崔莲一拿着核酸证明急匆匆地去了机场，拖延了大半年的戏总算要开机了。小区门口有警车停着，当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的时候，救护车也来了。我往人群的方向走，不远处的那堆人群就像一粒糖块上的蚂蚁，越聚越多，然后有穿制服的物业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了，站在我前面的七八个人自动让出来一条通道，我看到担架抬出来——救护车应该是没什么用了，担架上的那个人已经被装进了一个蓝色的袋子里，从拉链的缝隙中，隐隐地看见一点头发。

人群里，有人说真是可怜，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人说是他自己太贪心了，一下子加一百倍杠杆，这本来就是作死的节奏；站在离我最近的位置的某人说：“这下完蛋了，出了一个跳楼的人，整个小区的房价都得跌。”一个我看着眼熟，穿着房产中介外套的小哥急得涨红了脸：“不会的不会的，我了解过了，这个人他是从最顶层的健身房跳下来的，这么说的话连他自己的那个房子都不算是凶宅，您千万不要传播恐慌信息……”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我传播什么恐慌信息了？”语气开始有攻击性。

“您别误会我，我们店有快一半的卖房客户都是咱们小区的业主，我们利益是一致的，没有人希望房子贬值，您说对不对呀……”

远处传来一声恐怖的号啕声，那种粗粝和原始的悲怆，让我起初还以为是什么动物。争执的双方都停了下来，齐齐地往那个声音的方向看。我转过身，全速跑进了我那栋楼。我浑身发冷，寒意沿着脊柱，还有两条胳膊的外侧，轻快利索地画出一条光滑的直线。我下雪了，成蜂蜜发明的这句话真的很好用。我认出来了，那个号啕的女人——我在小区的超市里见过她，那天成蜂蜜想要的酸奶只剩下了最后一盒，我的手和她的手同时伸向了冰柜的那一层。然后我打算让给她，可是她看了看蜂蜜，她说，我不能跟小朋友抢。然后她的电话响了，她接起来，先用普通话说，爸，然后换了家乡话——没事，我在超市，方便说话。

我骤然回头的时候，她已经走远了。那是我们那个小城的方言——对，那种年轻的，强行混合了好几个地方的口音和用词，已经在衰败的方言。我不可能听错，即使我已经太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