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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使用过它，它也依然以最准确的形态沉睡在我的意识深处。

我一口气冲回自己的客厅，再冲进成蜂蜜和苏阿姨那间小屋。苏阿姨已经在厨房里准备早餐了，谢天谢地，成蜂蜜还在熟睡。昨晚她是在客厅的地板上睡着的，把她抱进房间的时候没有拆辫子，两只辫子已经蓬乱成了两把毛茸茸的草。但是苹果脸上一片静谧，日光之下发生的事，暂时没有对她构成任何惊扰。她的床头贴着一张幼儿园发的手绘的奖状——就是一个类似奖状的东西吧，上面会在一个小朋友表现最优秀的方面贴上小星星。成蜂蜜小朋友获得小星星最多的是两个方面：画画，以及吃饭。

我转身走出去，独自蜷缩在一片狼藉的沙发上，早餐的香气已经飘出来，我突然很想来一杯——加冰的，但是不行，早上八点就喝，未免太堕落。沙发前面的地板上，是成蜂蜜的玩具厨房。她说要假装制作草莓奶昔，她往她的玩具厨具里倒了水，混合了一些水晶泥，以及，在我和苏阿姨说了几句话的那个空当，她把她妈妈的一支没用过几回的口红齐根掰断，丢进了那碗混合液体里——口红很快化了，所谓草莓奶昔里面的红色，就是这么来的。

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跟崔莲一说这件事。

此刻我突然想起余老师。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刚刚目睹了一个陌生人的死。也许因为陌生人的未亡人是我的同乡。

初二那年，我们原本的班主任老师急性胃穿孔，住院开刀，所以余老师只能暂时做了半个学期代理班主任的工作。原来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最喜欢的就是我，余老师教语文——他好像，谁也不喜欢。从没听说过余老师表扬过什么人，绝大部分人的作文分数都差不多，在75—85分之间，极少数人分数更低。那种——某个语文老师在一群少年人中发现一双热爱文学的眼睛从而开始启蒙——我是说，这类故事，在余老师身上，不存在。他上完课就拿起教案走人，从不跟任何人多说一句话。倒是听过其他老师聊天，说他很多业余的时间都用来研究我们那个城市的方言，在某些我也没见过的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好像他还写了一本书，讲计划经济时代我们那个城市方言的诞生与演变——不知道出版了没有。

余老师长什么样子，其实我已经忘了。他不是那种外形上有明显特征的人。不高不矮，比较瘦，一件深蓝色的粗线毛衣总是从十一月穿到次年二月。我觉得，我们整个班的人，都有点怕他——倒不全是因为他不苟言笑，而是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很明确的厌倦的气息。一个扔在人堆里就会泯然众人的平庸中年人，却如此明白无误地厌倦着我们，甚至不屑于掩饰。这种讯号会让人不安，也会让一些骄傲的孩子感觉自己被冒犯了——比如十四岁的我。

那应该是一个深秋，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第二节课，是班主任主持的班会。通常情况下，班会课是一周的结束，周末的开始，班主任需要做的，只是总结一下本周有谁不守纪律，安排下一周怎么打扫卫生，仅此而已。但是那天的余老师不知道怎么了，他空着手走上了讲台，说不用起立了，然后他转过身，完全不理会整间教室泛起来的低低的噪音。他开始在黑板上写字。他的粉笔字也并不像隔壁班那位特级教师那么漂亮。他在黑板上写的，是一些奇怪的东西，一些我们似乎从来没在学校的黑板上见到过的东西。

坐我前面的那个男孩用一种夸张的嗓音念着黑板上的内容：“……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傻╳吧，冰川纪过去了不等于就没有冰川了呀……”我们前后几排的人都“哄”的一声笑了，笑声中那个男生愈发得意，继续点评：“好望角在非洲，死海在亚洲，哪儿哪儿都不挨着，你说这是不是傻╳……”他是地理课代表，此时此刻，充满了优越感。

我同桌的女生也在吃吃地笑：“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大熊，”她用胳膊肘戳了戳我，“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

教室里的噪声越来越放肆了，我也跟着前后左右的人笑，但是我笑得并不那么由衷，不知为何，黑板上这个奇怪的东西，有两句话看得我心里微微一颤：“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我觉得这两句没头没脑的话，好像是在说余老师。

余老师看样子是写完了，他转了过来，脸色阴沉，教室里的喧嚣并没有因为他转过来而停止。不知道是谁在用我们那边方言的腔调，夸张地念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嘲讽的欢快笑声此起彼伏地响，已经很难再找到源头。随后就是“嘭”的一声巨响，我没来得及反应上来，只觉得那个响动在我眼前炸裂开，同桌女生一声尖叫，我才看到，一只黑板擦已经准确地丢在了我的课桌上。一片粉尘荡漾起来，整间教室顿时静了音。

死寂之中，只听得见余老师的吼声：“熊漠北，你给我站起来。”

我错愕地站了起来。

他继续吼，声若洪钟，不得不说，他有一副与外表一点都不相称的好嗓子：“你说谁是傻╳？说啊！谁是傻╳？你不是很聪明吗？你不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