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拱猪》在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得了首奖。50万新台币的奖金不算少,得了这个奖,不管算不算出道了、入行了,至少会让人觉得,暂时饿不死了。那时,我从报社辞职一年,待在家里写作。我曾是个好记者,也是个好编辑,这我知道,但能不能写出小说来,我并不确定。人生大部分时候需要瞻前顾后,但某些最重要的时刻,我总是孤注一掷。我感激周围的朋友,他们关心我,劝我别走这条路。我的朋友们多半是同事、同行,他们跟我一样,见多了各行各业的名人,也看惯了名利场的凉薄,况且作家这行实在薄利。写小说赚不了什么钱,或者说,跟同等强度的脑力劳动相比,太不划算,还容易伤身伤己。所以,得这个奖,拿到这笔奖金,朋友们比我还开心,跟写作没有止境的投入和不可预估的产出相比,这笔钱有明确的数目,等我花光了,自然不会再对写作执迷不悔。他们也用倒推法:我既然没有网恋被骗,也没投资网络信贷,就算花光奖金最后从头再来,在整个人口基数中,财务损失也只能算中间水平,活这么大了,总要栽点跟头吧。老朋友们是可爱的。
《拱猪》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好运气。此前,我以《格林童话》为线索去德国田野调查后完成的书稿四处碰壁,无法出版。那段日子很难,但大脑似乎有种自我保护机制,太过痛苦的记忆会被自动删除,让我更多地记住了这本后来叫作《我愿意学习发抖》的书的馈赠,以及旅途和写作中的奇迹与甘美。这段经历多少给日后的我打下预防针,得与失,褒奖或批评,都不会太在意。《拱猪》得奖后,手头两部书稿都签了出去,慢慢也有了约稿和发表的机会,似乎,我可以写作养活自己了,但这并不能让最开始的问题得到解答,那就是:到底为什么写小说?
记忆里,我第一次从小说中得到其他任何事物都无法替代的乐趣,是阅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那之前,我从家中书架上抽出《罪与罚》《红字》,但只能囫囵吞枣,直至遇见那个叫哈克贝利·费恩的男孩,跟他一起离开家,乘木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从此书页上印刷的每一个字活动起来,每一次翻开书开始阅读,头脑中的神秘电流就被激活,带我奔赴广袤无垠的幻想之国。全情投入的阅读如此快乐,乘载最杰出的头脑编织出的想象力之翅,可上天入地,遨游寰宇。握住一本书,就是紧紧抓住那巨大翅膀上的羽毛。跟语文课堂上全班几十人齐声诵读名篇不同,阅读小说,是独自一人的冒险,惊心动魄或黯然神伤,风声在耳边响起,而永远不会担心从羽翅上跌落。
这就是完美的游戏吧。作者肩负创造的责任,怀着雄心,要让与之缔结阅读契约的读者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我慢慢成为一个忠实的读者,要用手中的长矛捍卫想象的风车。而伟大小说里永动机一般的故事驱动力,如雄狮如大海般的力量与情感,总能赶走角落里的阴霾。每个孩子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吧,专注于蚂蚁的长队,泥巴的堡垒,或者用镜子在墙面反射出圆形跳跃的光斑……恍然抬头,树叶纹丝不动,空气里的灰尘仍在光柱中旋转,时间滴答,孩子触摸到存在深处的经纬。现实世界的引力仍在,但游戏让人脱离,让人可以灵魂作舟楫,在时空的湖面荡出一笔。
很多年后,当我试着写第一篇小说时,脑海里就是镜子在墙面反射出的圆形光斑。准确地说,是手表表面、文具盒盖子、钢笔金属笔帽……小学生们从书包、课桌抽屉里翻找出武器,经由太阳助攻,让光在墙面涂鸦般折射跃动,欢天喜地。手表不再只是时间的刻度仪,正如小学生们也不再只是点名簿里的一个个名字,在光的游戏里,首要的是想象力,其次是行动,最后要一颗敏感的心。但无论如何,是对静止画面的不满足。
第一篇写出来的小说叫《把戏》,接着是《拱猪》《鲍时进》,后来这些小说收到《正午时踏进光焰》里,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那是2018年,辞职两年后,不用再朝九晚五上班,但我的生活却比之前更节制了。每天打开电脑,敲打键盘,日复一日。这背后除了对写作的信念和热情之外别无他物,但我知道,那是跟时间赛跑般的写作,知道它惘惘的威胁,不肯认输。父亲在我辞职那年突然病倒,我开始频繁地回老家,经常是清早出门在医院耗一上午,下午回家写作。偶尔我会想,如果当时没有执意辞职写作,我既不能回家照顾父亲,也不会把时间封存进小说里。这四年会像之前的若干年一样流逝。毕竟谁会知道,从父亲第一次发病到去世,上帝只给了四年时间。
2018年小说集出版后,父亲身体好了些,2019年夏天,我们一家去外省旅游。当火车一点点把熟悉的家甩在身后,而家人围在一张小小的餐桌前吃着各自的泡面时,我再次感到了脱离的自由。跟以往是独自游离不同,现在我长成一个可以带着父母出行的人了。时间是等量的,我大了,父母自然老了,但人生终究不是单机游戏,入场离场,组队的人不同,每一次开局都可期待别开生面。
在海边,家人们走着走着就各看各的风景,明朝修筑的石头卫城,木麻黄树掩映下的沙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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