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让我待在房间里别出来。她挂断门警话筒，看了看监控屏上的身影，又看看我说，“进去吧”。家里时不时就有客人，我讨厌见到那些人，没多问，起身进了屋。躺在床上，我胡乱点着手机屏幕，选定一部电视剧，可进度条才刚开始滑动，母亲就推门进来了，说人走了，我可以出去了。我翻身，不耐烦地问：“谁啊？”母亲吞吞吐吐，“吴珍珠。”我放下手机，跟母亲确定这名字，“吴珍珠？”母亲点点头。
吴珍珠在我们家做过保姆。从我七岁到十岁，她吃住都在这个家里。她先是做保姆，后来又帮家里看店，算小工。看店看了几年，她跟母亲说想去广东打工，见见世面。母亲跟她说，看店只是打打苍蝇收收钱，你去工厂里，可没这样的好日子过。她说已经下了决心，要跟几个小姐妹去广东，吃苦她是不怕的。母亲嘴上责怪，说她翅膀硬了就要飞了，女大不中留，心野了，但也给她置了套新衣，算作她外出的行头。吴珍珠离开我们家，离开小城，我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后来电视剧《打工妹》《情满珠江》风行一时，挤挤挨挨的女工人头里，有一颗就是吴珍珠吧。
母亲端起茶喝了一口，并不想跟我说什么的样子。我却好奇了，“我见不得她？”
母亲放下杯子，“见什么见，烦我还不够啊？”
“怎么就烦你了？”
“她就是阴魂不散。”
我正要说点什么，门推开，父亲回来了。母亲迎上去，跟他絮叨吴珍珠的来访。父亲一边换鞋一边说，“我们哪能帮她女儿安排什么工作！”
“就是呀！”母亲确认了父亲的意思，不再关心这事，进厨房去了。
父亲母亲午餐都吃得简单，但我回来待产后，母亲换着花样给我做营养餐。最开始我也抗议，一个多月下来，现在也就老老实实喝鸡汤、吃坚果。他俩陪我坐着，看我吃完才午休。我随他们的心意，也就随了他们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后小憩，清早和傍晚一起散步。这天的午睡，我却被梦魇住了，怎么也醒不来。等母亲终于把我晃醒时，倾斜的金红色阳光已经快从墙面消失了。突然起了一阵风，窗帘鼓起，刘海在额头上拂动。我想起了吴珍珠是谁。
她到我们家时，应该还是个孩子。那时候找保姆，都是托在乡下有亲戚的熟人介绍，所以吴珍珠，大概也是父亲或母亲某个信得过的朋友的远房亲戚。院子里常见着跟吴珍珠差不多年纪的乡下女孩，肤色黑红黑红的，背着主人家的孩子。我那时已七岁了，按理说，我们家是不需要一个带孩子的保姆的，但凡事总有点例外。二年级暑假快结束时，母亲领着我去了好几次医院、好几家医院。八月底入学注册那天，母亲又领着我去学校。她钻了好几间办公室，跟老师们说着什么。我趴在阳台栏杆上看大扫除的同学们。大扫帚把灰尘扬得漫天飞舞，盛夏的梧桐树翠绿又阴凉。劳动委员指挥力气大的男生提水、洒水。水扑洒在飞舞的灰尘上，灰尘聚变成泥球，滋啦滋啦响。我伸长鼻子，用力吸着这些好闻的味道。那之后我就不用再去学校了。除了时不时要去医院外，我对不用上学的生活非常满意。班长和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几个班干部，来家里看我，借给我他们的作业，可他们一走，我就把作业的事全忘了。慢慢地，他们也不再板着脸扮小老师，要督促我的学习，反而，我可以告诉他们很多事。比如毛毛虫从梧桐树叶的一头爬到另一头，需要1分20秒。星星都拖着长长的尾巴，因为地球和星星都在运动，星星的尾巴就是它们走过的路。或者，美国有条密西西比河，最勇敢的小孩，比如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就沿着密西西比河冒险。我喜欢上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每次都能把自己看到或者新编的故事跟他们唠叨半天。吴珍珠也跟着聚精会神地听。她长得矮，虎头虎脑像个假小子，听到激动时跟着我们一起手舞足蹈、吱哇乱叫。
每时每刻，七彩的泡泡都从我的脑袋顶上冒出来。这样的我，看待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跟准确的“记忆”关联不大。对我来说，吴珍珠就像被飓风吹来、撑伞而降的玛丽阿姨，我不关心她从哪里来，而只想知道，她能为我的世界带来什么魔法。我研究她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每一样都跟我有些不同。她识字，能看书，但嘴里说的总是牛啊苞谷啊母鸡啊什么的。而我都没有见过一头真的牛。这对我来说新鲜极了。于是我缠着她，让她跟我讲牛的鼻子怎么喷气，舌头怎么把草卷进嘴里去，吃饱了后还不够就会美滋滋地把草反刍细细嚼。觉察到她几乎不会拒绝我的任何请求后，我开始耍赖，睡觉前总是抱怨太黑了害怕，台灯根本无法让我安静，央求她陪着我讲故事。那之前，母亲已经勒令我自己睡一个房间。而吴珍珠的到来，让我又可以做一个赖皮小孩子了。她只会几个故事，很快，我就能重复它们，并给它们添油加醋。在她的族人世代相传的故事里，我对去山里寻找巨人的故事特别着迷。巨人几岁啦？他的手掌有多大？他有爸爸妈妈吗？巨人自己在山里住了多久？很久是多久，是一直吗，是永远吗？我给巨人采撷食物，云朵是棉花糖，蒲公英是柔软的床。他一脚就能跨越山头，松鼠用尾巴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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