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让我给你保密吗？”
“你妈妈已经知道我在做工了。”
“你想走。”
“走去哪里？”
“坐火车去看你姐姐。”
她的脸抽搐了一下，“她是卖给人做老婆的”。
无所事事的小孩在街上游荡，脖子上不见红领巾，应是放寒假了。而这一天，从早上开始，不断有农民背着背篼从店门口经过。这都是近郊的农民，背了蔬菜、水果、大米或者药材、兰草，要在赶场天换点钱。所以这是个星期天。店里挤满了人。我只能不情愿地躲到柜台后面去，暂时跟吴珍珠待在一起。她的布鞋还算干净，可衬衫下摆都是油点，身上也发出馊馊的汗臭。住在店里，只有一个冷水龙头，可她为什么不回家住呢？我歪着头看她梳得整齐但已经很脏的头发。饭倒是每天母亲都给她送。我撇着嘴不说话，只悄悄看她，发现她的耳垂上不知何时打了两个洞，洞里塞着比火柴棍更细的小木棍。她面前的小板凳上扑着一本书，封面上是个凶神恶煞的金发女人，作者的名字让人过目不忘——雪米莉。我正琢磨这本书怎么从没在书架上看到过，吴珍珠突然站了起来。
她三两步绕过柜台，走到一个正盯着书架发呆的男孩身后，一把揪住他的领子，几乎是把他提了起来。男孩身子摇晃、失去平衡，双手却紧紧护住胸口，任吴珍珠半拖半拽把他扯出店去。街面上人来人往，吴珍珠揪起男孩的前襟用力一抖。一本书掉了出来。男孩用双手在胸前护住的，竟是一本书。失去了书，男孩的身子一下瘪了下去，像节日傍晚的气球。过大的衣服松垮垮套在身上，太不合身了。男孩还来不及逃走，或者他没想逃走，而我还来不及说出一个字。吴珍珠冲回店里又冲到街上，手里拿着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绳子。男孩双手被拧在身后，吴珍珠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绳子很细，是绿色的尼龙绳。吴珍珠打了几个结，像套牛嘴一样打横绕过男孩双手的虎口，捆死了。在那些我还需要陪伴入睡的最初的夜晚，她讲过不止一次，怎么用绳子套住牛的头。套好了，牛就老实了。
围观的人嗡嗡发出比蝉更聒噪响亮的杂音，声音像涌起的海浪，像飞起的石块，就要把男孩钉死在圆心中央。警察到来前，男孩就这样被缚住双手站着，绳子的另一头系在不知谁停在路边的一辆自行车上。血液在我身体里发烫、加速度奔流，我的脸、脖子、双手都被涨红了。我扶着柜台，盯着那跟我一般大的男孩。他脸膛很黑，皮肤上散布不规则的白点，应该是蛔虫斑。除此以外，他不合身的衣服、橡胶底已经变黄变硬的布鞋，都跟围着他踱步的吴珍珠如出一辙。吴珍珠从哪儿学会了这套呢？是那个凶神恶煞、叫雪米莉的人吗？我的目光扫过那本扑在柜台下的旧书。
很快，母亲赶来了。跟警察说着什么。看热闹的人换了几拨，男孩还像牛一样立着。让一切终止的，是警察的喊话——散了散了！各回各家！他喊话前，俯身把男孩身上的绳子解开了。被解开的绳子像蛇蜕下的皮，有软塌塌的肮脏感，慢慢从男孩手上滑落。吴珍珠一言不发，只对着男孩吐了口唾沫。唾沫啪一声打在男孩脚边，不知道吴珍珠使了多大力。
母亲吩咐吴珍珠关店、回家，然后把我驮在自行车后座，蹬着车先走了。天很冷，我紧紧依偎着母亲的背，搂着她的腰。我用力闭着眼，不想看到街道、房屋、梧桐树、小贩。不想有任何再看到那男孩一眼的机会。
进了门，母亲说：“今晚珍珠姐在你房睡一晚吧。”
“我讨厌她！”我用力踢掉鞋子。
母亲被我激烈的语气吓了一跳：“哪来这么大脾气！”
“我就是讨厌她！”我拧身进了屋，把房门反锁起来。我才不要跟吴珍珠睡一个屋。我恨她，或许是怕她。我一直忘记了她是个大人，这样我们才能做朋友的呀。可是现在，她就像个巨人，从山顶上砸下大石头，让我不能靠近她。
把关系具化在空间里，或许就像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干的那样，朝对方小跑，偶尔擦身而过，最后不可避免二人激烈冲撞，直至某人被撞倒在地。把关系具化在时间里，也可以想象为这对曾经的情侣所演示的那样：背靠背而坐，两人头发像榕树的气根般绑在一起，一动不动十七个小时。
我和父母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至少，在我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后，冲突、愤怒、妥协、感动重复上演，慢慢磨掉彼此身上的刺，从伤口处长出柔韧的藤蔓让我们再度相连。十八岁我离家去外省读大学后，就没有这么长时间地跟他们相处过了。他们，我生命中不可选择的存在，我的父母。而见了几次同学，吃过饭聊过天后，我开始能像看待和分析自我一样面对父母。把我放置到他们的身份和环境里，我也许会是个糟糕的人。我和母亲还是会互相讽刺，衣着、口红颜色、菜的口味，不一而足。而讽刺开始变成语言的游戏，像我和丈夫及最好的朋友间经常进行的那样，只是无关痛痒的玩笑。我愿意跟父母一起坐在客厅看电视剧，边看边吃瓜子、水果、零食。过去我大概会在这定格画面外注解：贫瘠的精神生活。但现在，精神生活的本义和外延对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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