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打一板，不友爱小朋友打一板，撒谎打两板……父亲的戒尺会怎么判定这个下午？
“有人推我下去的。”我听见自己说。
“谁？谁推的你？”母亲问。
“巨人。巨人住在山洞里。”
大人们像是听不懂我的话。
“是真的巨人，”我直起脖子大声说，“你们知道的，你们见过他。”
“你吓坏了。”母亲接管了我，让我回到她怀抱的世界。
我看着吴珍珠，她也平静地看着我，听我继续胡扯，就像平日我随口瞎编的故事一样，她总是耐心地听。但我自己知道，这次的故事跟平时不同，平时的故事里没有秘密。
回到城里，吴珍珠的床头多了个七彩的圆球。起初她不肯告诉我是什么，也不愿意给我玩。后来某天她说，这是个绣球，在他们的世界里，绣球是给心上人的。什么是心上人，我问。就像你爸爸妈妈，你爸爸就是你妈妈的心上人，她说。我突然觉得很没劲，把圆球掷在她床上，不肯再玩了。她忘记了对我说过，不是谁都能找到巨人的，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找到了他。
我出院的那天，月子中心的车早早到了楼下。母亲、父亲、丈夫三人商量一番后，女儿由母亲抱。月子中心的两个小护士开路，父亲在后面护送，丈夫扶着我跟上。商务车门拉开，母亲抱着孩子先钻进去，父亲殿后。
有人在喊，“袁叔！袁叔！”一个矮小的胖女人，四五十岁的样子。父亲回身，点点头，并不热络。女人却像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机关枪一样扫射出话来。父亲只能举起一只手压住她的话头，再点一次头上了车。
“她怎么在这里？”母亲对父亲说。
“说是她女儿被人打了，住院了。”
“女儿被人打了？”母亲声音高了些。
“好像还挺严重。”
“她还一眼认出你啊。”母亲嗔道。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头往后仰，靠到座椅上。
我忍不住问，“谁啊？”母亲从观后镜里看我，“吴珍珠呀！”我盯着镜子里母亲的双眼，说停车吧，我要跟她说话。母亲按捺住脾气说，你吹不得风，司机走吧。我抬起身还想说话，漏气气球一般沉甸甸的身体拖拽住我，伤口也疼痛着阻止我。我只好歪着头，从后视镜上看着那矮小的身影迅速消失。她的头发染得太黄了。
我想象过孩子的到来，可当她真的到来后，世界并不只是爱丽丝掉进兔子洞，钟表时针在加速回转，变化让人目眩神迷。更多的是平静，比山间溪流与巴赫平均律给人的安慰更甘甜。我开始反思，是什么影响了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让我觉得理性比本能更能让人满足？女儿粉红色半透明的手指微微蜷缩。我已很难复盘当我还是个女婴时，父母决定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让我成为他们理想人生的一部分，是的，长大，然后成为独立又坚强的女性，接受最好的教育，直到与他们越走越远。谁能想到这些呢？而所谓满足不过是，女儿睁开眼睛看着我。我和她什么也不做，只互相看着。
父亲和母亲轮换着，把女儿抱在臂弯唱歌。他们只做过一次父母，从三十多年前我的到来开始，一直持续至今。这“一次”未免太长了，像人生的其他半永久选项一样，一旦按下开始键，就无法终止。他们也不像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那样，“祷告了两年，上帝终于给了我一个女儿”，会把孩子视作上帝的礼物。他们跟那个年代其他年轻人一样，二十来岁结婚，很快生下唯一被许可的孩子。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唯一的机会意味着什么，并没有参考答案。而我现在又能回答何为理想人生的一部分吗？如果没有计划外孩子的突然到来？自我教育训练了我的头脑，从生活的体验进深为某种生活研究，但事到临头，选取方法论显然荒唐而仓促，人纵然复杂，很多时候也只是一撇一捺。
月子中心四十来平的套间里，我一边变成一头奶牛，一边紧紧曳住理性的风筝线，才能让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不至于分割。或许我该接受这么一个混乱的新我，怀疑只是认知的影子，没有那么截然对立。就像丈夫休了假来陪我同吃同住，消灭我吃不下的月子餐一样，谈不上好或不好，庸俗或高雅，他跟我一样只是在经受生活的局部。但女儿毕竟是全新的存在，她是投进玻璃杯的泡腾片，嗞啦嗞啦激活了我，改变我的颜色。我闭眼装睡，听母亲哼着歌给女儿拍奶，记起了被我忘记很久的曲调。而一旦想起，调子就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提醒我童年时的欢乐和满足，它们打着旋回到我的身体里。
母亲和护士又在给女儿洗澡了。我轻轻拿起母亲的手机，走进洗手间。
W开头的通讯录里，并没有吴珍珠的名字。我放下手机，打开水龙头，任水哗哗地流着。终于，在B打头的通讯录里，看到了“保姆吴”这个不能算名字的名字。
我没有马上联系她。要等我从月子中心回到家，跟父母又住了两个多月后，才又想起这个号码来。我在网店下单买了咖啡粉，那天快递到了。水烧开后我把咖啡粉冲泡开，端着杯子闻。未经过滤，杯壁上粘着的咖啡渣有点恶心。我把整杯深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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