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的液体和渣滓倒进水池。这下好了，厨房几平米的空间里，有了熟悉而长期让我上瘾的味道。只差一支烟。我走去客厅，从父亲的云烟里抖落出一支，拿着火机走回厨房。
母亲隔着厨房的玻璃推拉门与我对视。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妈：你有什么问题？
我：什么什么问题？
妈：你在干什么？
我：没干什么。
短暂沉默。
我：女性对身体有自主权。生孩子、抽烟，都是我对自己身体享有的权利。
妈：你自己看着办。
我：我们之间没必要这样，妈妈。我不想自己很紧张。
妈：为什么要紧张？
我：如果在这套房子里，不能做我在自己房子里想做的事，对我们都不是件好事。
妈：我在你那儿也不能什么事都合心意。
我：所以你每次住一个星期就走？是这样吗？
妈：我对自己的行动有自主权。
我（笑）：不互相逼迫不是挺好吗，是不是？
妈：你要住到什么时候？我累了。
半夜我突然醒了。凌晨两点多，不知梦见什么，醒来后却再也睡不着。我该去求父亲么？他似乎对外孙女有更多兴趣。或者他只是没像母亲这样被照顾婴儿搞得精疲力尽，才能把祖孙之情保留在合适的距离中维持浓度。母亲的抱怨合情合理，我未尝不是在剥削她，虽说剥削的同时在用外孙女补偿给她我已不能给予的东西。但就像母亲所提醒的，我有自己的房子和家庭，在这里我只是短暂停留，该为自己负责及做打算。我是父母的孩子，他们对我应尽的义务早已完成，我不能一厢情愿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这是平时的我认同甚至引以为傲的价值观，但此刻却让我自觉愚蠢。那些我平时嘲笑的、待在父母身边一辈子没有“独立”过的人，经受的人生并不比我肤浅。甚至更深刻。亲人之间逃无可逃的不就是近距离的生命凝视么？厌弃到了尽头也要继续下去。可我现在能做什么改变？什么也不能做。至少在我和父母之间不能。刻意的讨好、补偿，都会让我们之间变得滑稽。父母对此心知肚明。如果有完全遂我心意的地方，那是他们权衡之下对我的宽容。是牺牲他们的个人生活对我的付出。半夜醒来想着这些，我又怎么能睡得着？
很难说是不是这些影响了我。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吴珍珠。
我在老城区的巷子里找到麻将馆，再在麻将馆七八桌人头里找到她。这里离我家二十几年前住的地方不远，也就是吴珍珠在我家的时候。二十几年前城区还像一块摊开的饼，中心和边缘都清晰可辨。我们家还住老城区时，虽已有卖了土地的农民自建三四层高的小楼，但这里依然还是有单位的人的天下。整齐划一的宿舍楼和守大门的大爷构成了一个个封闭自足的小世界。后来新城区规划转移，有单位的人为了上班方便、子女教育去新城区买房子，也顺便买车子。老城区没落了。说郊县或郊区口音的人填充进来作它的居民。而我也几年没来过了。
除了头发染得太黄，她看起来并没有穷人的局促。上衣款式虽不入时，但也不是广东厂商大甩卖几十块钱一件的货。下半身是条黑色皮裙，在这个天气里穿稍微早了点。皮鞋的边缘和鞋跟都是干净的。她从背后抽出自己的小包，把钱折换成扑克作赌码，并不离桌，只说“你先玩着啊”就继续战斗。我没进过这种巷子里的麻将室，倒也新鲜，坐在破沙发上四处打量。除了我，不上桌的闲人只有一个负责茶水的老人，戴副蓝色袖套。还有两三个孩子在地上爬，口水兜发黑发亮。虽最大声的是推牌的哗啦哗啦声，但赌客们讲话的声音也听得分明。大部分口音我都听辨困难，从困难程度判断，他们的老家离这里有一百公里以上。可这时，有人用本地口音喊我的名字。
“我是郑文豪，记得不？老同学。”男人看起来有四五十岁了，并不像我的同学该有的外表和年龄。
“郑文豪，”我重复道，“你怎么在这里？”
“我开的啊，”男人随意指点着麻将桌，“你来玩？”
“等人。”说完，我觉得自己的话短得有点冷漠，又说，“生意好”。
“不行，”郑文豪说，“找不到什么钱。”
“开多久了？”
“本都没回呢。”
“咋开在这里？”
“我爷家的房子，我爷死了，空着也是浪费。”
“你没上班啊？”
“我有个拖车。离婚的时候老婆要钱，卖了。”
“不怕啊，这是你家土地吧？等征拨，拆了就有钱了。”
“老城区拆迁太贵了，他们不会拆这里的。我就随便混口饭吃。和老同学聚聚不？我拉你进群。”
“先不拉。你加我。”
加了后郑文豪笑着看我：“我说你咋有点富态，姑娘还是儿子这个是？”
“姑娘。”
“姑娘好。儿子都是些丧门星。”
为了阻止郑文豪再说下去，我起身拉吴珍珠。她这回倒也配合，结了钱跟我往外走。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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