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 South Pole

除了写过的几篇小说，跑过的几场比赛，认识的几个人，我对这一年发生的事印象模糊。也很难说对哪一年印象深刻。过往如流水，雁过无痕。时常我感觉自己身处一片巨雾，看不见过去，也看不见未来，只能看见现在，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往正确的方向走。你不知道走下去会到哪里，也不能停在原地。五分之一的时间里，我盲目相信，觉得自己重要。五分之四的时间里，我只是等待。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我等待11月的到来。每一天在北京的夜里练习跑步。每当雾霾浓重的夜晚戴上口罩出门，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战士。我练习得相当不怎么样，只能算马拉松入门选手，为了完成这场比赛，只能在彻底忘记比赛这件事之后，让训练成为潜意识里日常规训的一部分。现在我可以说了，跑步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之一。

8月之后，我重新想起南极这件事了。于是又陷入早上一睁眼就是孤山雪地的画面的状态。如此受折磨仨月。一开始跑步是为了缓解对主业的焦虑，到后来跑步这件事也成了焦虑的一部分。人类之可笑莫过于此。8月后赛事主办方开始频繁给选手们发邮件，周知比赛事宜，签署文件，杂七杂八各种事情。有一份类似生死状的文件需要除我本人之外的另一个见证人签署，成年人，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找谁帮我签，北京太大了，我和这里任何一位朋友的交情都没有到让其专为签一份文件出门一趟的程度。最后我翻查手机通讯录，找出了一个跟我交情不深但住得离我最近的朋友。

在纽约饯别了朋友后我从利马和圣地亚哥中转至蓬塔。举办比赛的说是一家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人，爱尔兰人理查德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也是灵魂人物。我是从南极回来以后出于好奇检索了他，才知道他是谁的。这是个怪人。他创造并完成了许多类似于四天跑完七大洲马拉松的极限比赛项目。和他通邮件差不多一年之后，我终于在蓬塔见到了他。那是我到达的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脸还没来得及洗，门就被敲响了，理查德和一个摄影师站在门口。他们是来检查选手装备的。“你好，我是理查德。”“你就是理查德？”“我就是。”直至此刻我才有种梦境终于成为现实的感觉，我没戴眼镜，几乎看不太清他的样子。“一切都很好。不过你最好再买一副更厚的手套。”理查德检查完我的装备说。

这之后我频繁需要和理查德打交道。同来的中国选手因语言、时差、保险等各种琐碎事务出现问题，我被委以“队长”的职务，不得不一而再地找他，最后一次在前台打电话请他下来时，我感觉他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连连道歉，他说：“放心，我们不杀信使。”我很快地觉察到，他身上弥漫着一种顶尖体育运动员的气质，温和、低调、谦逊。这种魅力具有强烈的蛊惑作用，以至于从南极回来后，我一度着魔般地想要再次报名次年的北极马拉松，倒不是为了再获得一枚奖牌，而是为了追随理查德。最后因为更加高昂的报名费而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很显然，我不是唯一一个受此感召的人。南极比赛的不少人都是理查德的老熟人，跟随他参加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赛事，同一场比赛参加过几遍的也不乏其人。

我一度因为这次的比赛一下去了五个中国选手感到失落。在此之前，包括N在内只有三个中国人完成这个比赛，我满以为可以挤进前五，谁知一下子变成了前十。在蓬塔的第二天我陆续见到了其余四个选手，M、W、Z和S。他们彼此倒是早已相识，因为跑马拉松若干年，共同参加过不少比赛。跑马拉松的圈子就那么大，我经常在参加一个比赛认识新朋友后发现交叉的人际联系。在我见到这四人之前，N已给我们拉了一个微信群，彼此加了微信。通过对他们朋友圈的观测，我感觉自己不像去跑步的，更像是参加了一个长江商学院的项目。这种偏见在到达蓬塔的头两天达到了顶峰。几乎没有一个人按照主办方的规定行事。中国选手很快成为这个一共才五十位参赛者的比赛队伍里最鲜明的一小撮。在迟迟见不到另外四位中国选手，也无法检查他们的装备后，理查德发火了。他给中国队发送了一封语气强硬的邮件，通知他们必须立刻出现在酒店一楼。四位选手在微信群里紧急商量了一分钟，决定委派我作为代表下去，并冠我以小队长之职。从此我被动积极承担起了小队长的责任：开会和传达会议精神，以及努力让所有人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对此我满心无奈，一直以来，我才是那个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可另一方面，那几位队友和偏见中的想象很不一样，个个性格倒是很好，洋溢着生机，使得我生不起气来。我很快就发现，自己不自觉同他们亲近起来。

11月是南极的夏天。这时候南极内陆的气温通常在-35℃～-20℃，气温受风速影响很大。我们在蓬塔集合后，开了两天会，和其他四十几个来自十二个国家的选手认识，反复检查装备，学习简单基本的在南极生存的知识，然后等待。在预定要飞的前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必须在集合出发的酒店随时听令，因为飞行完全取决于天气，气温和风速决定了视野，飞行员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才会飞行。M、W、Z和S都窝在我的房间，因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