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用不着解释。弗里茨知道,他们去那儿是为了登记报名,申请入伍。报名仪式每三个月在县里的政府大楼举行一次,从去年六月就开始了,那时候,美国刚刚加入那场在欧洲打响的战争。
“那你今天还真是出了趟远门呢。”他评论道。
“是呀[7]。”阿洛伊斯挺直了身子坐着,他弓起背来拉伸肌肉,“回来的路上,在阿特金森逗留了一段时间。”说话时,他吐字清晰,仿佛正在练习一门新学的语言,并且希望自己能正确发音,“在镇子边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了一会儿。”
弗里茨知道,阿洛伊斯停下来可不是为了专程来说他俩在哪儿吃的饭,霎时间,他觉得很不耐烦:“我知道那个地方。”
阿洛伊斯突然吐了一口,带着烟草味的唾沫在空中画出一道金黄色的弧线,恰好落在了两匹马之间的空地上。
“他们已经不卖德国泡菜了,”他第一次直视着弗里茨,“也不卖汉堡了。”
弗里茨再次觉得胸口一紧,之前卡在胸口的球似乎变得更大了。
“如今,他们的菜单上只有‘自由卷心菜’[8]和‘碎牛肉三明治’了。”
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似乎谁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这儿附近住了很多德国人,”那个小伙子大声说道,“多得不得了。”
阿洛伊斯回应道:“是啊,可人数一直在减少。”说话时,他没有看着那个男孩。然后,他又看了看弗里茨,说道:“不过没有人打算搬走。”
“只是换了种说法而已,”小伙子懒洋洋地坐在座位上,年纪稍大的人若是这么坐着,肯定会腰酸背痛,“我们还是能在那儿吃饭。”
阿洛伊斯猛地抖了抖马背上的缰绳,驾车朝大路驶去,或许他有太多话没说,又或许他无话可说。弗里茨站在院子里,环顾四周,仿佛黑夜也活跃了起来。他先是走向了牲口棚,觉得自己应该给其中一匹马套上马鞍,骑马去追上格尔达,可等他走到牲口棚时,他听见凯蒂打开了厨房的门。她没有大声叫他,只是站在一块长方形的光影下,用瘦弱的胳膊紧紧地抱住肩膀,望着黑漆漆的屋外。看到这一幕,弗里茨想要大声喊道:“跑啊!”
跑到哪里去呢?他寻思着。从哪里开始跑呢?
他当然知道,虽然身处远离德国的此地,他们也并非与这场战争毫无瓜葛。每当人们聊起天来,不论聊的是什么话题,总会有人情不自禁地谈起一些“外界对德国人怀有敌意”的谣言。八年前他搬到斯图尔特时便认识的一些人如今似乎变得近视起来,每当他向他们问好,他们都会对他的问候视而不见,除非离得非常近,近到没办法忽视他。即便如此,那些有关德国人受到歧视的报道,看起来依然像是从遥远的土地上传来的。据传,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在圣路易斯的街道上被人们以私刑处死,怀俄明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在艾奥瓦州,有人因为在公开场合说德语而被关进了监狱。
内布拉斯加州可不会出这种事,弗里茨觉得。不会发生在这里。正如那个小伙子所说,住在这里的德国人非常多。德国人是不会自相残杀的。哪怕是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他也坚信这一点。突然间,一个念头重重地压在他的胸口,压得他又一次喘不过气来。他会拿格尔达的性命冒这个险吗?还是说,他已经这么做了?
***
关于告别,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如果你眼睁睁地看着某个地点在你眼前消失,那么在有生之年,你将再也见不到它了。格尔达很了解这个说法,所以她不会让自己和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斯图尔特站一点一点从视线中消失。于是她让孩子们忙个不停,确保他们不会将鼻子紧贴在车窗上,在火车拐弯时依然盯着斯图尔特站看。她不想招惹命运,以致回家受阻;可如果她不用仪式和关注来安抚命运,那么它一定会阻止他们回家。她指挥孩子们铺好毯子,将装在篮子里的东西放在座位下面。可是,就在火车绕过斯图尔特以东最远处的那个弯道时,她在不经意间抬起头来,目睹了斯图尔特站从视线中消失。一丝丝恐惧如同猫毛一般,紧紧地粘在她身上,怎么也刷不掉。天父啊,我有罪,求求您保佑我吧。我深受迷信之害,并且任其指引我和孩子们的行动。她觉得,这样注定会失败的;她用掌根揉了揉眼睛,试图将眼前这一幕擦掉。她有些恍惚,孩子们爬上了窗台,特别兴奋,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忧虑。
她把双手交叠放在大腿上,等着自己的呼吸平缓下来。她注意到自己外套的袖口已经磨损了。这件外套曾经很漂亮,她一边想,一边用沾湿的手指轻拂松散的细线。突然间,她眼前浮现出父亲长满老茧的手指用力地扯着深绿色的羊毛编织外套,以此来检查它有多结实的画面,仿佛他能预见将来会有阵阵大风向她发起攻击,而且只有他知道外套该织成什么样、该织得有多厚,才能保护她。
这件外套真的很漂亮。她为自己这第一时间的想法而自责了许久。虽然她和弗里茨买不起新的外套,但这并不是她得在她父亲面前低下头来的理由。
“你们找找看,看能不能沿着河边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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