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早上，透过窗子还能看见月亮，门厅尽头的电话发出了两声刺耳的铃响。埃德·加诺威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楼梯口，不知道该拿月亮以及急促的铃声怎么办。他的妻子与他擦身而过，跑下楼梯，一时间，他吓了一跳，不知道她是谁，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跑了过去。她的白色睡衣飘动着，通常扎成发髻的头发也松开了，散落在她的后背上，一缕缕头发如同翅膀一般扇动着。她悄无声息，动作迅速，简直像个幽灵。银色的光透过窗子射进屋里，将他周围的房间——这个他非常熟悉的房间，他的房间——变成了某种虚无缥缈、超凡脱俗之物。
我在哪儿？他把手掌放在墙上。墙上的灰泥摸起来又滑又凉。他把手往下一滑，碰到了多年以前他自己钉在墙上的护墙板，手指摸到了一颗方形钉子的钉帽，然后又在钉子上方的几英寸处摸到了另一个钉帽。
我想起来我在哪里了，他想起来了，我也想起来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他也猜出了电话为何会响起。至于是谁打的电话，并不重要。他用手摸了摸脸，脸颊上的胡楂很刺手，挠得他拇指上的一处伤疤直痒痒。他把手放在喉咙上，摸到了颈动脉，感受着自己心脏如鼓点一般稳定的跳动。他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想象着那群死者、那群将死之人，最后是那些面色苍白、担惊受怕的幸存者。几个小时前，他刚在一名年轻士兵的胸前涂了些膏药，到现在，那膏药的气味还残留在他手上。那人发着高烧，床上冒着热气，仿佛着了火。每次呼吸，他的胸口都会咯咯作响；每次咳嗽，他都会疼得大喊出来，这种痛无从安抚，也无从解释。就像其他病患一样，那个男人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从饱受疾病折磨的人变成了传播疾病的人，除了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与折磨，他什么都感受不到。“查尔斯？”加诺威曾喊着他的名字，“查尔斯·伯克，你能听见我说话吗？”那位年轻人盯着医生，眼神空洞，目光失去了焦点。唯一能证明他还活着的只有他那发烫的身体以及胸口传来的咯咯声。负责照顾他的那名年轻女子也快不行了，她的脸跟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一样苍白。加诺威知道，她迟早也会死于这种疾病。
“两个小时换一次药。”加诺威轻声对她说道，他的脸离她的脸很近，好让她能听见他的话，“试着让他喝点水，如果他咽不下去，就用湿布给他擦擦嘴。”他给她做了下示范，仿佛正在跟一个听不懂英文的外国人说话。“听明白了吗？”他问。那名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看着他，露出了害怕的表情。一缕缕金发从固定头发的条状发夹上散开，无力地垂在她的脸上。在昏暗的光线之中，她的双眼如同大理石一样闪耀着黑色的光芒。沉默许久之后，她点了点头，可是，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她突然伸出手，抓住了医生的胳膊，她的指甲如同小小的荆棘刺一般扎入了他的手腕之中。
“他会死吗？”她小声问道。
医生看了看床上的那个男人。他并没有在那男人身上看到发绀的迹象，可凭着经验，医生知道那男人有可能突然走到生命的尽头，在数小时内死掉，也有可能战胜死神，在次日醒来。此时的加诺威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
“我不知道。”他轻声说道。
“他才二十五岁啊。”她生气地低声说道，“我们就要结婚了。”
他轻轻地掰开她的手，说他还会回来的。“我现在得走了。”他想告诉她，还有其他病人，可他知道，她不会听他的解释。她的世界因为男人的病变得越来越小，如今，她的世界只有这个房间这么大，只在这个男人吃力的一呼一吸之间。墙上挂着的玻璃画框反射着摇曳的火光，黑暗如同他人的迫切需求一样，紧贴在窗户上。
也许是他们打来的电话，加诺威想，又或许是他们的邻居，他们邻居的邻居打来的电话。不论是镇上还是乡下，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不论是爱国人士还是外国人，都没有人能够在这场疫情中幸免。
有些人把这种疾病叫作“魔鬼”，这个名字似乎跟其他名字毫无区别，不过它公认的名字是“流感”。然而，这种流感不同于加诺威这辈子见过的任何一种流感。也许它不同于曾出现过的任何一种流感。它是一种致命的恶性病毒，几乎在本质上就很邪恶。一般来说，流感和肺炎会夺走年迈体虚者的性命，而年轻力壮和身强体健者能够承受住自然界更为严厉的惩罚。这是人体生物学，甚至是所有生物学中的一个事实：能够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进化的本质要求如此。如果不这样，恐怕一个物种在演变为较为复杂的形态之前就会消亡。人类是一种高度发达、形态复杂的物种——加诺威发现自己在等妻子挂电话的这段时间，与徘徊在眼前的无名黑影就这些观点展开了争论。这种流感，这个魔鬼，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它来势汹汹，动作迅猛，最重要的是，杀死了很多不该被它夺走性命的人。这个国家——整个世界——正在以惊人而可怕的速度失去健康的年轻人。他想，一开始是战争，现在则是这场流感。
啊，是的，他想起自己身在何处了。该起床了，他转身回到房间，穿上衣服，点亮梳妆台上的灯，将凉水倒入床头柜上的盆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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