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诺威医生刚准备踏上医院北边楼梯，便听到了尖叫声。一时间，他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搜集着那声音可能提供给他的信息。
尖叫的是个女人，声音是从男病房里传来的——不是从病人口中发出的。
每呼完一口气，尖叫声便会响起，声音里有疑虑、怀疑，但没有生理上的痛苦。
每次吸气以后，都会传来从喉咙里发出的呻吟声，医生听得出这声音很凄凉，是哀悼者常常会显露出的那种凄凉之情。病房里有两名病人，其中一名是个没有子嗣的鳏夫，邻居发现他患了肺炎，随后将他送到了医院。另外一个要年轻一些，两天前，加诺威不得已截掉了他的左腿，以阻止因脚部伤口护理不当引起的坏疽向上蔓延。
尖叫的人可能是那名年轻病人的妻子。
加诺威继续爬楼梯，他解开了自己的厚大衣，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死神有自己的一套仪式，而哀悼者也有自己的需求。每当遇到有人当众显露这种需求，他总是有些心神不宁。在他看来，悲痛是一件很私密的事，可是痛苦的尖叫却毫无私密可言。当众沉溺于悲痛之中一点好处都没有，死去的人也不会从床上爬起来做出回应；总有一天，哀悼者得承认挚爱的人已经永远离开，自己的某一部分再也找不回来了。他虽然对此感到困惑，却依然怀有恻隐之心。因此，他知道自己会抱住这个扑进他怀里的年轻女人，任由她捶打自己的胸膛。
“那个年轻人最终还是死掉了。”加诺威草草地在一张干净的薄信纸上写下了这句话，同时等着妻子米兰达做好参加弥撒的准备。第二天一早，他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给弟弟拉克寄一封信，在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每个礼拜一都会这么做。礼拜五的时候，一封拉克——他也是医生——在礼拜一寄出的回信会抵达加诺威的家门口。
虽然他们已经有超过十年时间没见面了，但他们比他们认识的其他任何人都清楚对方每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他们给彼此写的信又长又散漫，更像是日记，而非信件。加诺威按照日期将这些信件归档，并在每个档案盒的正面都附上了标注有具体话题的索引。每个礼拜，两人都会给对方写一封信，如果时间允许，他们还会在信中多说说自己正在治疗的病例、患者的最新状况、天气情况，以及他们对上至华盛顿的最新动向，下至脚部腐烂等大小事情的见解。他们从彼此的信件中了解到的医学与政坛的最新消息，都赶上从现有期刊中获取的了。拉克如今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工作，战前，他曾在奥马哈和芝加哥工作求学，还在南方待过一小段时间，最远曾抵达巴拿马运河。他寄给加诺威的信件上的邮戳各式各样，这有时会让加诺威极度渴望远游，不过他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想法。
“我承认，我牺牲了病人的一条腿，但我也救了那男人。可是，昨天快到傍晚的时候，他的情况急转直下，突然发起了高烧，甚至从河里运来的那桶碎冰也没办法让他退烧。要是他们早一天找我就好了。”加诺威放下笔，揉了揉眉脊。那个年轻人是在砍柴时受伤的，他的短柄斧砍到了树上的一块节疤，斧子弹开后，随即狠狠击中了他的脚踝，他挥斧砍柴用的力道全部作用到了脚踝上。如果他足够幸运，脚当时就被完全斩断，那么他也许当即就能被家人送到医院了。可事实上，他们等着“上帝施以援手，将他治愈”——那个年轻人的父亲如是说。
加诺威到达时，伤口已经溃烂，膝盖以下的皮肤几乎全变黑了。这家人住的那栋小木屋位于斯图尔特西北部的峭壁之上；他们呼救时那里的暴风雪正猛烈。加诺威不得不在可通行的路上走了好远，他穿着雪地靴，小心翼翼地踩着来接他的那个人留下的脚印。木屋的门一打开，肉腐烂后散发的臭味便扑鼻而来，他立刻意识到，药物能起多大的功效，完全取决于当事人有多强的信念。他迅速行动起来，粗鲁地发号施令，指挥别人在尽可能不弄疼伤者的情况下把他挪到别处去。他可不会在餐厅的餐桌上做手术。
加诺威想起了那男人在被叔伯们一路抬到四轮马车上时，用那双冷得犹如大理石的蓝眼睛瞪着自己的样子。当时，加诺威提到了“截肢”，而他则清清楚楚地说了一句“不”，可是，除了动嘴反抗，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妻子和母亲则是不顾一切，拼了命地想要救他。在最终寻求医疗救助之前，他们肯定起了一些争论；至于他们到底争论了什么，加诺威只能猜个大概。那男人的父亲是个身材魁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人，加诺威走进屋里的时候，他站到了一旁，然而，其他人总是会先看看他，随后才按加诺威的吩咐忙活起来。加诺威说不清楚他们的举止背后到底是害怕，还是尊敬。那位父亲没有跟着儿子去镇上。
加诺威想，他们现在肯定会咒骂那男人的父亲，不过，在某一时刻、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那悲痛的目光也会落在医生和那些护士身上，毕竟这些人陪男人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这也在意料之中。任何创痛都需要一个焦点，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地方，来承载人生中躲不开的不测导致的愤怒与悲伤；对此，加诺威已经习以为常了。作为一个在工作中时常与死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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