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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球

我用X公司来指代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大家能理解吧?谁也不想惹麻烦。大家都知道他们喜欢打官司,而且总能赢。我要爆料X公司的一个大秘密,所以这个帖子很快就会消失。阅读之前最好先保存一下,复制粘贴、保存网页、拍照截图,随便你们。关掉就可能再也打不开了。

一句话,他们养的那只猫,雪球,大家都认识的,一身白色长毛的狮子猫早就死了。我知道这个谣言传了很久,他们辟谣也辟过好几次,还发过律师函警告。越是这样,谣言传得越广、越隐秘,因此就越像个谣言。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隐藏真相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将它瞒得滴水不漏,而是放出一点口风,然后把它打成一个真假莫辨的谣言,传谣、辟谣,这只猫的生死存亡变成一场愤怒的争吵,它本身反而不重要了。

随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小道消息,雪球越来越有名了,有人没看过它的直播吗?有多少人把它每天的直播录下来,一帧帧地分析,说它去年和前年的眼球颜色有些微不同,肯定是有替身?替身到底有几只?从哪天的直播开始,雪球就不再是最初的那只雪球了?这些疑问,每个月、每天、每个小时都有。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跑去举报了,但是谁也没拿它的命当回事,谁在乎一只猫是生是死?大家只是想找个机会唱唱反调而已。随便反对点什么,人一反对,就显得有主见、有立场、有价值。现在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它是假的,每天对着摄像头的雪球是个幻影,真身早就死了,是我亲眼所见。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麻烦大家给点耐心。那是我小学一年级入学的日子,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爸把我送到学校门口,两扇对开的铁门上插着两排飘飘的旗子,质地薄得近乎虚无,像蓝色的泡沫。后来上美术课,老师让画长城,城墙上插着两排旗子,我画的就是学校门口的蓝旗,颜色涂得非常浓重。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蓝色最快用完。

班主任金老师站在学校门口迎接新生,等学生到齐了,一起带进班里,分配了座位。我坐好了,低着头,有点不敢看老师的脸。我爸刚才跟老师说的那句话还回荡着,“您该打就打!”金老师严肃地点了点头。她是各科老师里我最害怕的一位,脾气很大,生气了就把黑板擦砸到不守纪律的学生头上,我挨过好几次。她有个女儿,叫金玲,是我的同桌。在班里,金玲从来不叫“妈妈”,到二年级我才知道她们是母女。

你们一家三口都姓金?我问她,她就用铅笔头戳我的脖子。类似这样的事不少,拿英语课本拍我的头,抡起铅笔盒敲我的背,伸手拧我的脸,小时候我也没什么绅士风度,她打我,我也打她,绝不能吃亏,坐同桌,对打起来简直太方便。三年级之后,我们之间的争斗渐渐文明起来,我意识到她与我之间的不同,有一次她打我,我不像平常那样立刻还手,而是用轻蔑的语气说:“好男不跟女斗。”结果大大激怒了她,她把我从二楼的教室追到楼下的花坛边,逼我不得不还手,直到上课铃响,才停止了扭打。

“你有病吧?”我说。她拍打着膝盖上和手掌上的灰土,胳膊肘上破了一个洞,一言不发地上楼回到教室。记忆中,那是我和她的最后一次打架,我还挺怀念的。从那以后,她彻底地成为一个无聊的文静女生,不再抢我的漫画书、翻出我的水彩笔在我的语文书边角上乱涂乱画。那些旧书现在还留在我家里。

就在那一天,那次疯狂打架之后,我和她都变了,好像火气一下子就消退了,短暂而狂躁的童年结束了,我们开始保持距离,书本整齐地摆放在自己的桌子上,绝不侵占对方一分一毫。她不再打开她的跳跳糖袋子,稀里哗啦倒在我手心一堆,我也不再问她数学应用题。这些事情全部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顺理成章,仿佛一向就是如此,从来没改变过,也不会有任何别的可能,我们变成了客气有礼的男生和女生。她学会了说“谢谢”,我学会了说“对不起”,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并不算数,真正的意思是:我跟她不再是玩伴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金玲升入同一所初中,不在一个班,我想她应该和我一样松了口气,终于不用跟讨厌的男生坐同桌了。奇怪的是,作为班主任的女儿,她从来没有向她妈妈要求换座位,这本来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盘绕在我心里,我决定找个机会问问她,看她怎么说。

初一开学没多久,有一天,天气暖和,下午的阳光金灿灿的,我一放学就早早地出了教室,在学校门口等着堵住她,打算问个清楚。我站在校门口等了又等,她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出来。我打听过了,今天她要做值日,放学比平常晚。

我截住金玲,跟她说了几句话,然后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学校,沿着附近的一条偏僻马路闲逛,走到路口,又折回来,直到太阳落山,路灯依次点亮,我和她一直在聊天,好像活了这十几年,这才是第一次真正聊天。我们说到父母、家庭、新班级里的同学和老师,原来她父母很早就分手了,她随母姓,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还提到她最近在看的书,那些书的名字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一句话也插不上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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