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再为我哥哥花冤枉钱，而她坚持着不肯放弃。她给他念书，教他认字，不断寻医问药，电视上穿白大褂的喋喋不休的医学教授，或者电线杆上贴着的老中医，宣称偏方治大病，她都试验过，一点点改善都是天大的喜事。有时候，她把全家都搞糊涂了，因为她宣称的进步别人都看不到，只有她能发现，微小的偶然的变化，肌肉的硬度、肢体的姿势，或者食量的增长、咧着嘴笑的次数，她觉得这都是治疗的作用，是自己的成绩，是对得起儿子。她喜欢把“对得起”和“对不起”这样的严肃话语挂在嘴边，制造出一种莫名哀伤而又紧张的气氛。每当她说“我要对得起儿子”的时候，我都想把自己缩起来，坍缩成一个镜面上的黑点，被一指头抹去最好。
我哥哥十五岁的时候，连年不断的求医问药出现了转机。有一家美国的机构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哥哥的病例，应该是我妈妈一直联系的医生，把他当作罕见病例拿到专业的研讨会上提起，总之他们通过医院找到我妈妈，表示可以接我哥哥去美国治病，费用由他们支付，断断续续地联系了一阵。我妈妈很积极，有一段时间天天念叨这件事，我爸始终不抱什么希望。“别是骗子吧。”有一次他说，“哪儿有这样的好事，有也轮不上咱们。”
是不是骗子已经无从查证。我爸爸和我妈妈都不懂英语，全靠别人帮忙联系，而人家也有人家的工作，传过来的信息常常七零八碎，似乎费用的问题还有波折，我妈的情绪随之起伏不定。有一次在晚饭桌上，她吃着吃着突然哭出声，搞得全家都吃不下去。我只好饿着肚子写完作业，上了床，蒙在被子里撕开一包乐之饼干，枕头上全是饼干渣。直到现在，我在超市的货架上看见乐之的红色包装，还会想起那个漆黑的热被窝，小口咀嚼的声音被夜晚的寂静无限放大。
我妈妈去世之后，这件事没人管，就中断了。出车祸的前一天，她还跑了一趟医院，找那位相熟的医生问最新的进展，需要哪些资料和手续，对方到底能承担哪些花费。整个费用是个天文数字，也不见得能治好。也许根本就治不了，人家只是需要一个科研样本，听说全世界只有一百来个病例，比大熊猫稀罕得多。那天，她回到家，心情低沉，晚饭只煮了一锅挂面。
意外都发生在普通的日子里，像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打乱了整个句子的节奏。他们不让我进太平间，我记得的只有镶在绿漆大门上的毛玻璃，被分成整齐的四个窗格，门关着，扒在门上使劲往里看，只模糊地看到一条空空的通道，尽头还有另一扇门。一位长辈亲戚拉着我的手，我记不得是谁了。我爸爸走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
按理说我当时已经记事了，我记得看过的动画片和漫画书，记得脆皮雪糕多少钱一根——那种雪糕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厂家愿意复刻一下，我一定买。那天很冷，回家的时候，我爸给我买了一根脆皮雪糕，我妈绝不让我冬天吃雪糕。当我撕开包装，舔上一下，舌尖比脸颊更冰凉的时候，才清晰地意识到她死了，永远不回来、不再管我了。可是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脸，手边一张照片也没有，只剩下一些印象、一些话语、一点隐约的气氛。她的死永远混合着巧克力的味道。
有一次我跟方好一起吃巧克力蛋糕，说起这件事。我跟她提起我妈妈，她也谈起她的父母、她小时候的很多往事，这些话使我们愈加亲密。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上床，在我租的那间小屋里，她的头发滑溜得像清水，缓缓流过我的手心。
我妈妈死后，那位帮她和美国联络的医生仍然很上心，时不时地打电话给我爸爸，我爸爸对他始终半信半疑。他让我爸爸开通一个电子邮箱。我家里有一台586电脑，我妈妈为了跟国外联系而买的，她死之后，显示器被一块红布给罩起来了，键盘也是，主机摆在桌子下面，积了满满一层灰。我爸爸不会用电脑，没有电子邮箱，甚至觉得那个医生可能是骗子。我妈妈在的时候，他除了说几句风凉话之外，拦不住她，她一死，就彻底没了下文，后来连那个医生也调去别处工作。现在看来，多好的机会，生生浪费掉了。
和我妈妈相比，在照顾哥哥这件事上，我爸爸要实际得多。他有把子力气，每天早上，他把哥哥的轮椅拿到楼下，又把哥哥本人抱下去，晒上一会儿太阳，然后回家做中饭，下午再出来一次，搬上搬下，数年如一日。我妈妈在的时候，他时常抱怨几句，觉得她乱花钱在一些没用的事情上，我妈走之后，生活骤然变得简单了，再没有人张罗着按摩、熬中药、夜里起来帮哥哥翻身，我爸认为一夜不翻身根本没关系，“我自己睡一宿也不动弹呢”。闲下来，他就看电视，足球、篮球、排球、围棋、桥牌，我哥哥就跟着他一起看，到现在还喜欢。
足球赛告一段落，解说员终于平静下来，窗外的暮色渐渐沉重。方好发信息告诉我，她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叫我不用赶时间，离电影开场的时间还早。我哥哥吃完一块点心，我又递给他另一块。他很喜欢这种豆沙馅的酥皮点心，雪末似的面皮落在蓝衬衫的前襟上，这件衬衫还是我爸爸在银行上班时的旧工装。我哥哥现在的体重跟我爸爸去世前差不多，旧衣服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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