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穿。小时候他一直很瘦,我对他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宽大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细长瘫软的男孩,那时候我刚刚能扶着轮椅的把手站起来,再大一点,就像推着玩具车那样推着他在狭小的客厅里转圈。现在,轮椅快要盛不下他了,双肩已经超出靠背的两边,下巴和脖子连成一片,混沌着没有分界,黄色的皮肉一路流向膨起的肚子,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只有两条小腿看起来又细又短,脚上套着一双旧的灰色毛绒拖鞋……我妈妈的说法是错的——就算我哥哥站得起来,也绝对没有我高。他今年三十三了。
现在,他连单字也很少说,经常“啊啊”地叫,但是他的意思我明白:这点心好吃。我点点头,替他抖落身上的碎渣,擦了嘴。电视上开始放广告,他用唯一能动的那只手指指电视,我就找来遥控器,一个个频道往下拨,转了两圈,没有他喜欢的体育节目,最后停在一个外国的野外纪录片上,讲的是在北美的大湖里钓鱼。他们钓上来的鱼大得超出想象,两个人横抱着拍照,鱼嘴上扯开几道长长的伤口,血淋淋的,半月形的鱼鳃微微地翕动。
“这么大的鲤鱼啊。”我说。哥哥发出笑声,他什么都明白,“他聪明着呢”,我妈经常这么说。据她说,哥哥小时候活泼伶俐,教什么都学得很快,能背上百首唐诗。说不定这些年他的智力也跟着身体退化了,他知道饥饱冷热,难受的时候会哭,高兴了也会笑,能说几个字,但是除此之外,他没受过系统的教育,认字很有限,逻辑也不清晰。大多数时候,他想表达的意思,只有我们家人能懂。
我们继续看电视,直到纪录片也结束了,开始播放下集预告,还是讲那几个外国人去钓鱼的事,有些画面还蛮惊险的。大鱼剧烈挣扎,尾巴拍起的浪花扑向镜头,水弯弯曲曲地往下流,像暴雨浇在玻璃窗上。我哥哥又傻笑起来。
我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这点陪伴的义务总得尽到。我关掉电视,把他的保温壶拿过来,放在他腿上,将他的轮椅转个方向,推着走出了活动室,沿着一条灰色走廊走向他的房间。他的房间还有另一个室友,周末被家人接走了,我从来没见过,听说是四肢健全,但是智力有点问题。那张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两条牛仔裤也折好了放在枕头边上,我哥哥的被子通常是不叠的。
每人有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和一套桌椅,统统是白色的。医院、福利院、残疾人托养中心、养老院,这些地方总有相似之处,即使在偶然的混乱中也透出简洁的秩序,工作人员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这里重归整洁,所有物品都有合理的位置,管理病人就得这么利索,不然就会乱成一锅粥。我把他抱到床上,又一次觉得他真应该少吃点,对自己好,也减轻别人的负担。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们家大概就是一锅粥,文火熬着,越煮越干,眼看要煳了。两个大人经常吵架,一点小事都能点起火来,有的是因为哥哥,有的根本没有事由,我知道都是因为去不去美国的问题。我妈认为我爸太消极了。
“孩子都毁在你手上。”她说错了,是她和我爸爸都毁在哥哥手上。她出事的那天,正推着我哥哥过马路,那辆车斜刺里冲出,撞上她,当场死亡,哥哥的轮椅没有损伤分毫。当年这个事故还上了报纸,有一篇报道说,是我妈妈推开了轮椅,舍身救了儿子。他们就喜欢这样浮夸煽情的故事,可惜我们家一点也不需要这些感动,也不需要陌生人为我们掉眼泪,我们需要钱,爸爸不能上班了,我们最缺的就是钱。我爸当时的单位组织了一批员工捐款。
没过多久,他就退休了。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残疾人托养所,只能靠家里人,我算是赶上了好时候。我帮着他,让他在床上躺好,想起来他还没刷牙,算了,一次不刷牙也没什么关系。临走前我关了灯,一会儿还会有人过来查房,此时刚过九点,我放心地走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走出托养所的大门,是我一周以来最轻松的时刻,虽然寒风扑面,心里却热烘烘的,是良心得到满足的温度。我找到方好,她手里的那本书刚刚看完,去电影院的路上,她跟我讲起书里的故事情节。我觉得,如果要看一场悬疑电影,绝对不要先看原著小说,我不想听到任何剧透,可是她非说不可。
因此,在开场之前,我就知道谜案是怎么回事,她也知道,我们俩的心思没法集中在电影上。我时不时地吻她,有时候被一惊一乍的音乐吓一跳。她小声说如果大声喊出凶手的名字,会不会激怒别的观众,被他们轰出去?我们像两个淘气的孩子似的,想象着那番情景,在回家的路上还在笑个不停。恋爱就有这种神奇的效果:一丁点小事,就让人莫名地开心不已。每个星期都是这样,一过周三,就开始惦记着周六要去托养所,离开那里的时候,浑身都畅快,世界像一面擦掉灰尘的橱窗,灯光掩映,重新明亮起来。
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我哥哥有低保,不够支付托养所的费用,余下的部分我替他支付。刚工作那两年,这笔钱还是个负担,现在当然好多了,不过我能为他做的也就是这些,出点钱,探望一下。托养所这些年都没有涨过价,我的工资已经翻了两倍,这点钱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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